您现在的位置:主页 > 黑板报 >

非洲政治民主化历程和实践反思

发布日期:2021-11-21 04:58   来源:未知   阅读:

  :民主化并非是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自然过程,而是在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条件不充分的背景下启动的。这也是导致许多非洲国家民主转型失范的重要原因,突出体现在原有的威权政体并未真正解体或消除,只是受到程度不同的削弱。民主开启的特殊性及民主转型的失范,使得多数非洲国家的民主巩固仍滞留在民主政治的制度建设层面,而民主文化的培育则依然任重道远。非洲国家的民主巩固不能仅凭选举周期的届数或政权更迭的频率来判定,而应取决于蕴涵其中的民主价值含量。较之民主的形式,民主的质量更为重要。非洲的经验表明,民主化可以从不同的基础起步,但条件的充分与否则关系到民主化推进的速率、民主政治的质量以及民主制度的形态和效能。这也是转型后的非洲国家民主政体为何多系介乎于民主与威权之间的“混合政体”的缘由所在。非洲的经验还表明,“结构因素”和“过程因素”始终伴随着各国民主化进程,但随着民主化进程的深化,较之“政治行为人”的能动作用,社会经济条件的支撑作用正日益凸显。非洲国家的民主政治并未完全照搬照抄外部经验特别是复制西方模式,而是将民主政治的基本原理与非洲实际相结合的产物。非洲国家现实的民主政治总体上是与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从这个意义上说,“混合政体”或将成为一种“常态化”的政体类型,且会在非洲存续很长时间。非洲国家的民主政治实践与西方民主化理论之间存在着明显的反差,但这也正是非洲民主化研究的意义所在。

  作者简介:张宏明,中国社会科学院西亚非洲研究所(中国非洲研究院)研究员(北京 100101)。

  2020年适逢被史学家称之为“非洲独立年”的第一个甲子。政治独立开启了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探索之路。在过去60年,多数非洲国家的政治制度取向经历了由民主政体向威权政体、再由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两次比较大的政治变革。作为非洲国家政治探索的持续过程,萌发于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的非洲民主化运动已经历了30年的发展历程。这次在非洲国家独立后发生的最为广泛而深刻的政治变革,不仅深刻地影响着非洲国家的政治体制、政党制度和政治生态,同时也广泛地作用于非洲国家的经济发展、社会转型和文化变迁;不仅深刻地影响着非洲的地缘政治格局和地缘经济关系,同时也影响并改变着非洲国家与外部世界的关系,乃至域外国家与非洲及域外国家在非洲的关系。然而,学术界对非洲民主化是非曲直的评价见仁见智、莫衷一是。在本轮非洲民主化开启30年后的今天,重新审视和评估其利弊得失可谓适逢其时。(1)

  非洲民主化由民主开启、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三个既相对区隔,又相互衔接、相互关联的阶段构成,是一个循序渐进、环环相扣、相互影响、不断深化的持续过程。(2)借助既有的民主化理论,通过梳理非洲民主化发生、发展的演化过程,本文试图解析或回答下述问题(3):其一,非洲政治民主化为什么萌发于20世纪80年代末并在90年代初形成潮涌,如何辩证地看待内因与外因之间的关系?其二,非洲民主开启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其中的主导因素是什么,如何辨析结构因素与过程因素及功能分析与行为分析的各自特点和相互关系?其三,非洲民主化实践在哪些方面背离了西方民主化理论的“先验”认知,非洲国家民主转型失范的缘由何在,如何看待其“混合政体”?其四,非洲国家的民主巩固为什么进展缓慢,其民主化进程为何仍滞留于制度建设层面,其缘由何在,如何评估非洲政治民主化,其原则或标准是什么?

  笔者在《多维视野中的非洲政治发展》一书的开页之言即写道:“非洲国家独立以来政治发展的历程和轨迹表明,其对政治发展道路的选择,特别是政治体制的取向和设置并非是其领导人心血来潮或随心所欲的结果。而是受到其所面临的历史与现实、内部与外部、主观与客观等种种特定的条件和因素制约的,是上述条件和因素互动、综合作用的结果。”(4)本轮非洲政治民主化运动萌发于20世纪80年代末并在90年代初形成潮涌绝非偶然,同样是由特定的“时空环境”所塑造的氛围促成的,从中依然可以清晰地看到历史与现实、主观与客观,特别是内部与外部因素之间的互动作用。非洲民主化的特殊性在于,它不是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自然过程,而是在外部环境变化和内部条件不充分的背景下启动的。不过,本轮非洲民主化又不同于在独立之初宗主国单方面强加于非洲国家的民主政治实验,因为这之中包含着非洲人自身的政治探索或政治意愿,这也是本次民主化未重蹈中途夭折之覆辙并得以延续至今的重要原因。站在非洲国家当权者的视角,本轮政治民主化是在内外压力交互作用下开启的,内部压力主要是经济危机以及由其触发的社会、政治危机;外部压力则主要源于苏东剧变及其所引发的西方大国对非洲国家态度的变化。无论是内因还是外因,任何一个单独因素都不可能孤立地发挥作用,但是本轮非洲民主化开启于国际格局转换之际,联系到非洲国家经济的对外依附性及其由此而导致的政治脆弱性,外部压力的作用不容低估。梳理内因、外因在非洲民主开启中的作用,关键在于厘清它们各自作用于政治变革的时间或次序,以及在特定的时空背景尤其是关键的时间节点彼此交集、互动所产生的共振效应。

  经济因素虽只是促成非洲政治变革的诸多因素之一,但又是其中最为基本的因素。概言之,经济因素对政治变革的影响有两种形式:一种是经济增长引发的社会进步为政治发展构成支撑或对政治发展提出正向要求,即比较政治学特别是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关于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关系的论述;另外一种则是经济危机触发的社会危机对政治变革的“逆向要求”,系指经济因素作为社会压力传导到政治系统,进而引发政治变革甚或政治革命。非洲国家的情况属于后者,即政治民主化并非是非洲国家经济增长的内生要求,而是非洲国家的当权者迫于经济危机所引发的社会、政治危机的压力而被迫做出的政治妥协。这种由经济危机所引发政治变革亦可谓非洲民主化有别于其他地区的特点之一。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影响非洲政治变革的经济因素主要由经济危机和结构调整两部分构成。虽然经济危机与结构调整的交互作用所触发的社会、政治危机可能会引发非洲国家的政治变革,但是政治变革是否一定会演化为政治民主化则是另外一个问题。换言之,非洲政治民主化与经济危机之间并不存在必然联系。按照西方比较政治学或民主化理论,贫困落后国家的经济危机无益于政治民主化,更无助于民主巩固。这也是为什么早在非洲民主化初兴之时就有学者质疑在经济危机背景下是否有可能实行政治民主化的缘由所在。(5)非洲的经验显示,虽然由于结构调整而加剧的经济危机并不构成民主政治的生成条件,但它所引发的社会、政治危机则为非洲国家的政治变革营造了一种“压迫性”的氛围,并通过与外部压力的交互作用迫使当权者做出政治让步。(6)

  由于内部发展战略失误,加之外部经济环境恶化,非洲经济形势从20世纪70年代中期起趋于恶化,进入80年代更是每况愈下。(7)为扭转危局或进行自救,1980年4月非洲统一组织出台了《拉各斯行动计划》,但由于缺乏资金等原因,该计划形同一纸空文。在这种情况下,非洲国家只得求助于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接受其条件苛刻的《结构调整方案》,因为除此之外,非洲国家找不到其他贷款渠道。然而,结构调整对非洲国家而言是一把双刃剑,从结果来看,但凡实施结构调整的非洲国家都引发了市民阶层的不满,许多国家还爆发了声势浩大的“街头运动”或“城市暴动”,进而形成经济社会政治危机并发的危局。这迫使一些非洲国家不得不中止执行“结构调整计划”,而暂停履行其所承诺的义务就意味着失去外援,其结果又进一步加剧了经济危机。不少非洲国家几经反复,但是面对公职人员的工资甚至军饷难能按时足额发放的严酷现实,最终只能重启“结构调整计划”。例如,分别开启本轮法语非洲国家和英语非洲国家民主转型先河的贝宁和赞比亚都曾发生过此类情况。这表明非洲国家的经济状况已经恶化到不得不借助外援来维持其运转的地步,许多非洲国家正是在经济危机和结构调整交互作用下开启民主化进程的。由此可见,不仅经济发展可以正向地作用于政治上层建筑,经济危机同样也能够逆向地触发政治变革甚或政治革命。那么,经济危机与结构调整是如何发生关联性的,它们又是如何通过交互作用引发非洲国家政治变革的呢?

  从时序上说,非洲国家是为了缓解经济危机才被迫接受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提出的《结构调整方案》的,因此,经济危机与结构调整在初始阶段原本是“前因后果”关系。为了获得援助性贷款,非洲国家必须调整国内经济政策,但由于国际金融机构开出的“药方”需要较长的疗程,短期内结构调整非但未能缓解经济危机,反而加剧了经济危机。于是,两者的关系又由初期的“前因后果”关系演化为“互为因果”关系,甚至形成了“恶性循环”。经济危机与结构调整的这种“悖论”关系在非洲宏观经济指标中也得到相应的反映,突出体现在:经济增长幅度持续下降,债务负担逐年加重,财政赤字迅速增加,通货膨胀居高不下,人均收入逐年下降,而且整个非洲大陆几乎没有一个国家得以幸免。(8)在结构调整背景下,20世纪80年代非洲经历了独立以来最为广泛而深重的经济危机,因而被视为“失去的10年”。经过10年左右的结构调整,许多国家的经济状况特别是贫困状况甚至比独立时更糟糕。例如,非洲大陆的债务从1980年的480亿美元增至1989年的2500亿美元(9);同期,非洲大陆最不发达国家的数量从17个增至28个。(10)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身陷经济危机的非洲国家一旦接受《结构调整方案》后便身不由己甚或势如骑虎,难以摆脱对国际金融机构的依赖。事实上,自《结构调整方案》出台后,接受此方案的非洲国家在逐年增多,截至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民主化浪潮初兴之时,除个别国家之外,多数非洲国家都已加入这一行列。

  世界银行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为非洲国家经济发展设计的《结构调整方案》的核心要义是实行经济私有化和自由化。鉴于非洲国家的经济自由化发生在政治民主化之前,因此,有学者认为20世纪90年代的非洲国家政治民主化是其80年代实施经济自由化合乎逻辑的延伸。从时序上或表象上看,特别是站在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相匹配的视角,两者的确构成正相关性,甚至可以将经济自由化视为非洲政治民主化的先导。但客观地讲,在初始阶段,国际金融机构在非洲推行《结构调整方案》的初衷是解决非洲国家面临的经济问题,而并未涉及政治领域。20世纪80年代初,世界银行在探究以往对非洲援助项目失败的原因时,发现问题主要出在“政策环境”上,但这里所谓的“政策环境”也是局限于经济范畴,特别是指非洲国家普遍存在的政府对经济活动的直接干预。世界银行在1981年发布的《加速撒哈拉以南非洲发展报告》(又称《伯格报告》)中指出,非洲国家的政策扭曲了市场价格,破坏了经济激励机制,进而阻塞了经济增长,并据此劝导非洲国家政府摒弃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实行经济自由化政策,发挥市场的作用,以此作为向其提供贷款的条件。(11)而这些贷款条件的具体条款也局限于经济范畴,诸如压缩政府开支、实行货币贬值、政府退出经济活动、允许资本自由流动等。但是,由于“时过境迁”的原因,特别是随着结构调整的深化和国际格局的变化,经济结构调整逐步与非洲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发生了关联性。随之,结构调整的角色也发生变化。结构调整主要通过下述两种方式或路径作用于非洲国家的政治变革或政治民主化。

  其一,结构调整悄然地从经济、社会、政治等诸多方面削弱了非洲国家威权政府的统治基础。虽然这种结果并非是国际金融机构的初衷,但随着接受《结构调整方案》国家的增多及该方案在非洲各国的深化,无形中达到了这种效果。结构调整的要旨是实行经济自由化,非洲国家如欲得到国际金融机构的贷款援助,就必须满足其严苛的条件,而这些条件均会或多或少地弱化非洲国家当权者的执政基础。例如,压缩政府开支意味着大幅削减政府在公共领域的投入,甚至要大幅裁减公务人员;货币贬值导致通货膨胀,引发消费价格的上涨;放开资本管控使得外资可以自由流动,非洲国家或将失去经济自主权;私有化意味着原先由国家控制的经济活动向私人企业放开,等等。而上述举措特别是国家退出经济活动或减少对经济活动的干预,实际上就意味着非洲国家威权政权通过拉拢手段用以维系庇护关系的资源的减少,这无疑会削弱其“政治合法性基础”。英国学者阿莱克斯·汤普森在《非洲政治导论》一书中特别强调了《结构调整方案》的社会、政治影响,并认为国家退出经济活动所导致的庇护关系的松动对非洲国家当权者而言无疑是“灾难性的”。(12)

  其二,继经济条件之后,国际金融机构又对执行《结构调整方案》的非洲国家附加了“政治条款”。在《结构调整方案》在非洲行将推行到第10个年头之际,随着冷战结局趋于明朗,受非洲国家的内部形势和外部环境变化,特别是受西方大国对非洲国家威权政权态度变化的影响,国际金融机构在推行《结构调整方案》的过程中也逐步显露出明确的政治意向。例如,从20世纪80年代末开始,世界银行不仅一如既往地要求非洲国家政府进行以自由化、私有化和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改革,同时也开始关注并鼓励其进行政治改革。(13)自此,对非洲国家而言,由经济危机导致的结构调整及由结构调整加剧的经济危机已不再是单纯的经济因素,而兼具经济、政治及内因、外因的双重属性。在国内危机并发和国际格局转换这一特定的时空环境下,经济因素与政治变革之间的关联性是毋庸置疑的,如果说经济危机是导致非洲国家当权者接受政治变革的重要因素之一,那么,由国际金融机构主导的结构调整则加剧了这一危机,并且随着其对结构调整附加“政治条款”,进一步弱化了非洲威权政权抗拒政治变革的承压能力。(14)一方面,非洲国家经济的依附性导致了其政治上的脆弱性,加之,20世纪80年代和90年代之交非洲国家普遍面临由经济危机引发的财政困难,特别是当外援已成为许多非洲国家政府预算的主要来源,甚至占到政府预算一半以上的情况下(15),抗拒政治变革就意味着失去外援;反之,或许还能博得一线生机。另一方面,非洲国家当权者面临的政治改革压力不仅来自内部,同样也来自外部,随着东西方缓和特别是冷战的终结,西方已无须再看非洲国家的“脸色”行事,而当西方大国与国际金融机构这两个非洲最主要的债权方联手后,其所形成的高压态势对于已经依赖于举债度日的非洲国家来说是难以承受的。

  非洲政治民主化萌发于冷战行将结束之际,并在冷战终结之初形成高潮绝非偶然。既然政治民主化并非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自然进程,亦非非洲国家当权者自觉自愿的选择,那么,外部环境变化的作用便不容忽视。而“最重要的外部原因是1989年伴随着柏林墙的倒塌,西方资本主义与东方之间的冷战结束”(16)。非洲国家积贫积弱,加之经济上的依附性,使其极易受外部环境变化的影响。非洲外部环境的变化源于苏联东欧内部事态演化所促成的东西方缓和并最终导致冷战终结,后者直接影响到了东西方与非洲的关系以及非洲国家的国际处境。外部环境的变化还使得非洲国家长期被掩盖或积压的各种内部矛盾迅速激化并集中爆发,随之,非洲国家的内部事务特别是政治变革问题超出国界,成为西方大国普遍关注的问题。如果说苏东剧变对非洲政治变革具有催化剂的作用,那么西方大国在非洲“行事逻辑”的变化则使得民主化成为非洲国家政治变革的唯一选项。唯其如是,一些非洲学者认为,非洲国家的政治民主化在相当大程度上是西方将民主问题“政治化”的结果。西方学者亦不讳言,非洲国家以民主化为指向的政治变革更多地反映了国际社会的优先选择。(17)从这个意义上说,政治民主化亦可谓是新旧国际格局转换之际东西方政治意识形态博弈之结果在非洲大陆的“逻辑延伸”。非洲外部环境的变化主要是由苏东剧变和西方高压两大因素促成的,那么,对非洲而言,这两者是一种什么关系,它们又是如何对非洲国家的政治变革施加影响的呢?

  从时序上说,苏东剧变对非洲国家政治变革的影响在先,非洲外部环境的变化亦首先源于苏联东欧国家内部政治事态的演化。20世纪80年代后期,戈尔巴乔夫的“新思维”以及苏联东欧国家酝酿的政治演变在非洲引发了广泛的政治辩论,其对非洲国家政局的影响是显而易见的,诚如时任加蓬总统奥马尔·邦戈所言“风从东方来,撼动了椰子树”。(18)柏林墙的倒塌,一方面使得那些追随、效仿“苏东模式”的非洲一党制国家失去了靠山或庇护,陷入迷惘、失落;另一方面则使非洲国家在野或处于反对派地位的政治精英深受鼓舞,激发了他们要求改弦更张、图谋政治变革的信心和勇气。尤为重要的是,苏东剧变还导致西方对非洲国家的态度发生了变化,致使非洲国家失去了东西方对抗所营造出的左右逢源的活动空间,在国际上陷入了既无依、又无靠的窘境。在这种情况下,非洲国家的威权政权,无论是亲东方的索马里巴雷政权,还是亲西方的扎伊尔蒙博托政权,均不可能再通过“选边站”来获得外部资金支持了。苏东剧变对非洲威权政权的冲击是不言而喻的,比较而言,选择“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非洲国家更是首当其冲,面临着国内要求实行政治变革的巨大压力,诚如肯尼亚学者阿里·马兹鲁伊所言,“欧洲社会主义的重大挫折给非洲社会主义以沉重的一击”(19),至少是加速了“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非洲国家同马列主义意识形态脱钩的进程。随之,非洲政治变革的帷幕徐徐开启,事实上,无论是在法语非洲、英语非洲还是葡语非洲地区,率先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也都是“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非洲国家。

  虽然从时序上说苏东剧变对非洲国家政治变革的影响在先,但来自西方的压力对非洲国家政治变革的影响更大,其政治指向意义也更明确。换言之,苏东剧变对非洲政治变革只是起到催化剂的作用,西方大国对非洲国家“行事逻辑”的变化则迫使非洲国家在政治制度的取向上改弦更张。然而,西方大国对非洲国家威权政权态度的变化则是源于苏联东欧内部局势演化所促成的东西方缓和以及接踵而至的苏联解体特别是冷战终结,后者对整个国际关系产生了巨大而深远的影响。它使得非洲国家的地缘战略地位急剧下降,且失去了与西方国家进行讨价还价的筹码,尤为严重的是,它还直接影响到了西方大国与非洲国家的关系。冷战时期,西方大国在非洲奉行的是遏制战略。基于战略利益考虑,西方大国对非洲国家的国内政治事务往往视而不见甚至采取容忍的态度。随着苏联威胁的消失,西方容忍非洲威权主义政权存续的理由或逻辑便不复存在了。加之,由于国际政治力量的重新排列组合使得力量对比的天平明显地倒向西方,致使西方大国在推行强权政治方面更加毫无顾忌。美国对待昔日盟友蒙博托政权的态度变化,就很好地诠释了这一点。对西方大国而言,冷战的结束意味着资本主义制度与社会主义制度意识形态争论的“历史的终结”。西方大国在继续凭借其经济实力迫使非洲国家进行以市场化为导向的经济结构调整的同时,利用苏东剧变、冷战终结的有利时机胁迫非洲国家进行以民主化为导向的政治变革。

  西方因素特别是来自西方大国的压力虽然始终伴随着非洲民主化进程,但是,在非洲民主化的不同阶段,西方因素的内涵特别是西方大国压力的力度是不同的。比较而言,西方大国在非洲国家民主化的开启阶段所施加的压力最大,影响也最明显。东西方缓和特别是冷战终结因素使得非洲国家的外部环境急剧恶化,几乎所有西方大国都将经济援助与非洲国家实行政治民主化挂钩(20),以迫使其按照西方预设的轨道进行政治变革。1989年华盛顿率先表示,新型的美非关系必须建立在对美国政治价值观认同的基础上,美国今后只援助那些进行西式民主政治变革的非洲国家。稍后,作为非洲最大的前殖民宗主国,法国直言不讳地告诫并敦促非洲国家领导人,如果非洲国家希望从法国获得更多的援助,就必须朝着实现政治民主化的方向努力。密特朗总统甚至明确告知非洲国家的领导人,民主政治的内容应涵盖代议制度、多党制、自由选举、新闻自由、司法独立和尊重人权等。(21)西方学者亦不讳言,非洲民主化是西方将非洲国家的政治发展问题“国际化”之结果。为了将西方民主制度强行移植到非洲大陆,其对非洲国家所施加的压力无异于是一场“民主轰炸”(bombardement démocratique)。(22)在这种情势下,民主化自然也就成为非洲国家政治变革的唯一选项。(23)正是从这个意义上说,来自西方出资者的压力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甚或主导着非洲国家政治变革的方向、内容和节奏,这在非洲民主化的初始阶段尤为明显。(24)

  综上所述,虽然非洲政治民主化是内外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但外部环境变化特别是西方因素在其间扮演的角色和发挥的作用不容低估。原因在于,始于新旧国际格局转换之际的非洲政治民主化更多地反映了国际社会的优先选择。关于内外因素在非洲政治民主化中的作用,不宜陷入僵化的机械思维,在这个问题上,美国学者戈兰·海登教授给出的解释是,“尽管多数非洲国家内部存在接受自由民主观念的社会力量,20世纪90年代非洲国家对政治改革的反应仍然受到各自在国际政治经济中所处地位的制约,而且在许多方面取决于这种地位。尤其是某个特定的非洲国家依赖西方援助的程度往往会影响到其反应。”(25)实际情况亦如是,非洲国家对外援的依赖程度越高,其抗拒政治民主化的筹码就越少。如果说冷战时期的东西方对抗曾构成非洲国家威权政体得以存续的重要条件的话,那么冷战的终结则意味着这一条件不复存在,这必然要对附着于其上的威权政体产生影响。因为在新的形势下,非洲国家的当权者如果不能起码地实现那些被视为与民主相关的最基本的内容,诸如自由选举、言论和结社自由等,就会招致国际社会的谴责,特别是失去外部援助。因此,站在新旧国际格局转换这一更广阔的背景来审视内因、外因在非洲民主化运动中的作用,似可得出这样的结论:要求结束威权统治、实行政治变革的动因源于非洲内部,而加速非洲国家走上以多党制为特征的民主化之路则在相当大程度上是屈从于外部的压力。(26)关于这一点,可以从诸多非洲国家的国别案例中得到印证。(27)

  非洲国家政治民主化是一个不断深化的持续过程,民主开启(Democratic Initiation)则是这一进程的起始点。根据非洲的经验,当一国政府迫于内外压力以口头承诺或法律文本的方式郑重宣布实行或承诺实行以政治多元化为特征的民主化之后,便标志着该国民主化进程的开启。鉴于政治多元化和自由化是本次非洲政治变革的核心内容和突出特征,似可将开放,承认反对党的合法地位;承诺在规约的期限内举行竞争性选举;实行行政、立法、司法三权分立;承认公民享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自由等与民主政治相关要素的颁布实施或承诺实施,作为民主开启的内涵与标志。关于非洲民主化的阶段划分,学界尚无定论,将民主开启单列为一个阶段系基于以下考虑:其一,与西方民主化理论相悖,非洲国家的民主化并不是基于社会经济发展所激发的对政治体制变革的正向要求,而是内外环境变化甚至是社会经济危机压迫政治体制变革的逆向反应;其二,与西方国家甚至是与那些早期汇入第三波民主化运动的非西方国家不同,非洲民主化发生于新旧国际格局转换之际,是在外部环境失衡、内部条件不充分这一特殊的背景下启动的;其三,与南欧、拉丁美洲及东欧国家的许多执政党和当权者明确支持并主动倡导政治民主化不同,非洲国家的执政党和当权者大多抵制政治民主化,致使许多国家的民主化在开启阶段便一波三折,有些国家甚或几经反复、无果而终。既然民主化并非是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自然过程,并且是在其自身条件不充分的情况下开启的,那么,非洲国家民主开启的过程如何,有哪些特点?促成非洲国家民主开启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其主导因素是什么?

  如果将一国政府以口头承诺或法律文本的方式宣布实行政治多元化或政治自由化作为民主开启的标志性事件,那么,多数非洲国家民主开启的时间跨度大致在1989年至1991年之间。(28)20世纪80年代末,以阿尔及利亚和贝宁为先导,非洲国家相继开启了政治民主化,由此揭开了跨世纪的波及整个大陆并且一直延续至今的政治民主化进程。总体而言,非洲民主化在初兴之时的发展态势是令人鼓舞的,民主化在非洲大陆传播速度之快及其所引发的“多米诺效应”超出了许多国际政治观察家和学者的预料。下述两组数据对比亦可印证这一点,1989年初在非洲51个国家中,一党制国家有27个,军政权国家为12个,如果加上2个君主制国家,威权政体国家数量占非洲国家总数的4/5以上(29),但到了1991年底,约有40个非洲国家相继宣布实行或承诺实行以多党制为特征的政治民主化,同样占非洲国家总数的4/5。值得一提的是,在非洲政治民主化演化的三个阶段中,较之民主转型和民主巩固,民主开启阶段的时间跨度相对集中、紧凑。这一方面反映出在国内经济危机及国际格局转换之际非洲国家在政治变革方面面临着巨大的压力,另一方面也显露出非洲国家经济对外依附性所导致的政治脆弱性,同时还表明民主化浪潮在很短的时间内已经在非洲大陆形成潮涌。在这种情况下,如果非洲国家当权者逆潮流而动,抗拒实行政治民主化,无异于拿自己的政治生命作赌注,因此尽管不情愿,但基于自身政治安全的考量,多数非洲国家的当权者还是做出了顺势而为的策略性选择。

  非洲不同国家民主开启的具体动因和过程虽然不尽相同,学术界对触发非洲政治民主化的主导因素也存在争议,但各国所处的“时空环境”则大同小异,其间所发生的与非洲民主化相关的重大事件的时序关系及其因果关系也是明晰可辨的。20世纪80年代,由于受到内部发展战略失误和外部经济环境恶化的双重打击,许多非洲国家的经济濒临崩溃。而经济危机加剧了财政困难,使许多非洲国家连公务员甚至是军人的薪金都不能按时足额发放。为解燃眉之急,越来越多的非洲国家被迫接受国际金融机构的《结构调整方案》,但“远水难解近渴”,在社会承受力已达临界点之际,实行严厉的经济紧缩政策无异于饮鸩止渴。首当其冲的影响是城市居民生活水平每况愈下,加之政治独裁、官员贪腐等积弊,遂加剧了社会矛盾,进而引发了反独裁、求民生、争民权的政治抗议运动。换言之,早在民主化浪潮登陆之前,在许多非洲国家的城市就已经掀起了“街头运动”,工会组织和大学生组织是各国“街头运动”的主力军,生活在城市的各行业、各阶层居民也纷纷加入其中。在部分精英分子的鼓动和运作下,许多非洲国家由民生诉求引发的抗议活动迅速演变为要求铲除社会弊端、实行政治革新的政治运动。在野的特别是反对派政治精英则乘势结成的联盟,并利用民众的求变心理迫使本国的执政当局实行政治民主化。开撒哈拉以南非洲民主化先河的贝宁便是一个突出的例证。(30)

  20世纪八九十年代之交,在内部危机和外部压力的双重作用下,无论情愿与否,基于自身政治安全考虑,几乎所有非洲国家的执政当局都在酝酿政治改革。进入20世纪90年代,民主化浪潮迅速在非洲形成潮涌,并且席卷着大陆的每一个角落。无论是“走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如刚果共和国、马达加斯加等),还是奉行资本主义制度的国家(如肯尼亚、科特迪瓦等);无论是相对富裕的国家(如南非、加蓬等),还是比较贫困的国家(如毛里塔尼亚、马里等);无论是文官掌权的国家(如津巴布韦、喀麦隆等),还是军人统治的国家(如扎伊尔、几内亚等),或是君主制国家(莱索托);无论是信奉基督教的国家(如赞比亚、佛得角等),还是信仰伊斯兰教的国家(如尼日尔、马里等),或是传统宗教信仰占相对多数的国家(如贝宁、几内亚比绍等);无论是地区大国(如尼日利亚、阿尔及利亚等),还是小国(如塞舌尔、圣多美和普林西比等),截至20世纪90年代初,可以说,意识形态不分左中右,经济发展水平不分上中下,国家不分大小、贫富和强弱,地域不分东南西北中、人口不分多寡,甚至包括那些仍处于战乱中的非洲国家(如索马里、安哥拉、莫桑比克和乍得等)都纷纷宣布实行或承诺实行政治民主化。(31)

  民主化浪潮之所以如此迅猛地在整个非洲大陆形成燎原之势,除了内外压力的交互作用之外,还在于“贝宁模式”(32)的示范作用以及民主化运动在非洲国家之间业已形成的相互效仿和传导的“多米诺效应”。非洲政治形势发展出乎许多人的意料。无论非洲国家当权者情愿与否,当时摆在他们面前的问题已经不再是是否开启本国民主化进程的问题,而是何时开启、如何开启的问题。事实上,面对汹涌澎湃、势不可挡的民主化浪潮,非洲各国的当权者在这个问题上做了反复的“沙盘推演”。(33)在民主化已成大势所趋情势下,如果当权者不因势利导、顺应时势,那么,局势就将失控,甚至会朝着威胁当权者政治安全的方向发展。有鉴于此,非洲国家的当权者纷纷效仿加纳开国元勋恩克鲁玛为赢得政治独立所采取的策略,恩克鲁玛当时的名言是“首先寻求建立政治王国,其他一切都会唾手可得”,(34)移植到20世纪90年代之初,便成为“首先启动政治民主化,其他一切以后再说”。这也部分地解释了非洲国家为什么会在一个相对集中的时间段开启政治民主化。鉴于政治变革系国家大事,有关民主开启的政策宣示理应有一个正式的仪式或程序,其理想状态是将民主化的内涵、步骤、目标等载入具有法律效力的政策文件之中,但在实践中则呈现多样化的状态:部分国家采用“全国会议”的会议决议的方式,部分国家采用政治精英的谈判纪要的方式,部分国家的执政党或执政当局采用颁布政令的方式。此外,还有个别国家是通过武力的方式强行宣布或推行政治民主化的,凡此种种也从一个侧面表明非洲民主化是在内部准备并不充分的情况下仓促开启的。

  梳理非洲国家民主开启的过程或脉络,有三点特别值得关注。其一,民主化并不完全是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内生要求,而是在内部危机和外部失衡这一特定时空背景下启动的,因此本次民主化依然不是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自然过程。不过,本次政治民主化又不同于在独立之初宗主国单方面强加于非洲国家的民主政治实验,因为这之中确也包含着非洲人自身的政治探索或政治意愿。其二,非洲国家的当权者开启政治民主化虽然是为情势所迫的无奈之举或权宜之计,但同时也是顺势而为、以退为进、扭转危局的一种政治策略或手段,这些深谙政治谋略的当权者希望借此来稳定权位、避免局势失控,进而通过驾驭或主导民主化进程,使自己处于更加有利的政治地位,他们之中的许多人也的确如愿以偿了。其三,非洲的经验似乎表明,政治民主化无需任何前提条件,民主政治就如同一件产品,可以根据人们的意愿在任何国家加以复制;民主化发生在条件最不充分的非洲国家,一方面颠覆了比较政治学所尊奉的政治发展应有与之相匹配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条件支撑的信条,但同时似乎也在应验一些西方民主化理论权威关于民主化可以从不同的基础上起步的观点。然而,这只是一种表象,本轮非洲民主化的特殊性就在于它依然不完全是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自然过程或内生要求。上述特点始终程度不同地影响着非洲国家民主化的后续进程并在其现时的民主政体中留下深深的印记。

  20世纪后半叶是国家间互动和影响日益密切的国际政治时代,特别是随着东西方意识形态之争的所谓“历史的终结”,民主化似乎已成为包括非洲国家在内的发展中国家政治发展的唯一指向,但民主政治在成为时代潮流的同时也依然是一个“历史范畴”。比较政治学的核心观点之一便是强调政治系统与经济、社会、文化等各系统之间的互动关系。早期民主政治的经验也表明,一国民主政治的萌发或生成与其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发展的一定阶段或水平相联系。(35)这就连带地提出了非洲国家民主政治的萌生或实现条件问题。诚然,民主化不必等到条件完全具备方可开启,但条件的充分与否则直接关系到民主化的后续进程、民主政治的质量,乃至民主制度的存续。非洲国家独立初期民主实验夭折的经验,以及本次非洲国家民主转型的失范、民主巩固的曲折经历均印证了这一点。不过需要指出的是,与独立初期部分非洲国家完全是屈从于前宗主国在“非殖民化”过程中的政治安排实行民主政治不同,本次非洲国家政治民主化的特点之一就在于,它既非完全是外植的,亦不完全是内生的,而是在内部条件不充分及外部施压促变的背景下启动的。政治民主化发生在生成条件最为匮乏的非洲国家,这表明本轮非洲民主化非同寻常,同时也预示着非洲民主化实践与西方民主化理论之间的反差。既然实行民主化的社会政治经济条件不充分,当权者也不情愿开启政治民主化进程,那么,究竟是什么因素促成了非洲国家开启政治民主化,其中的主导因素又是什么呢?

  非洲国家民主化的影响因素有很多,归纳起来,大致可分为两大类:一类是政治制度、经济水平、社会结构、历史传统、文化教育、国际秩序等相对静态的结构因素;另外一类是被称之为“政治行为人”的精英阶层、社会大众、利益集团以及国际债权人等相对动态的过程因素。第三波民主化运动兴起后,由于“时过境迁”的原因,经典民主化理论的一些概念、研究方法、分析路径也发生了相应的变化。与以往的民主化研究比较注重民主萌生条件的结构因素和功能分析不同,此后学界对发展中国家的民主化研究似乎青睐于过程因素和行为分析,尤其是更看重“政治行为人”的能动性,并认为作为关键“政治行为人”的政治精英的政治意愿和战略互动(包含冲突、竞争、博弈、协商、妥协等)有时甚至起着决定性的作用。(36)这种倾向一方面是由于结构因素和过程因素各自本身的特点所致,同时也受到了发展中国家民主化实践在初始阶段某些特点的影响。以非洲国家为例,在民主化初兴之时,作为结构因素要件的经济社会条件是长久既存的和短时间不易改变的,而各国民主开启的政策宣示则往往是短时间做出的一种应对内外环境变化的“随机行为”,它更多地取决于“政治行为人”,特别是作为关键“政治行为人”政治精英之间的战略互动。加之,由于多数非洲国家的民主化是在内部条件不完备、时机不成熟、准备不充分,甚至是在社会政治经济危机并发的时空背景下开启的,因而也就更凸显了作为过程因素要件的“政治行为人”能动性选择作用的重要性了。

  如此众多的非洲国家相继在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这一相对集中的时间段开启民主化进程并非巧合,在诸多影响因素中,有两个因素特别值得关注:一是来自西方出资者的压力,二是非洲“政治行为人”的能动性。从表象上看,这两个因素似乎并不存在关联性,但实际上它们则不经意地发挥着“里应外合”的作用,从外部和内部两个方向的交互、共振作用促成了许多非洲国家民主化的开启。需要指出的是,作为外部因素的国际格局变化特别是西方大国的压力,既可归属为结构因素,亦可归属于过程因素,这要视具体“时空”情况而定。例如,冷战的时间跨度长达半个世纪,但巧合的是,非洲国家的政治变革“适逢”新旧国际格局转换的时间节点,于是,该因素也便从结构因素转变为过程因素。非洲政治民主化浪潮萌发于冷战行将结束之际,并在冷战终结之初形成潮涌绝非偶然。尽管从长远来看非洲国家内部不断激化的社会政治经济矛盾是引发非洲政治变革的主导因素,但同样不容置疑的事实是,以政治多元化为特征的民主化并非是非洲国家当权者自觉自愿的选择,而是苏东剧变特别西方施压之结果。从实际结果来看,西方国家从外部施加了非洲国家当权者难以抗拒的压力,甚至在特定的时间节点规约、主导着非洲政治变革的方向、内容和节奏。而非洲“政治行为人”的能动性就在于,无论是迫于内外压力(久居朝堂之上的当权派政治精英),还是借助内外压力(处于反对派或在野地位的政治精英),最终还是通过战略互动达成政治妥协,做出了开启民主化的政治选择。

  在影响非洲国家民主开启的各类“政治行为人”中,精英分子的作用明显大于普通民众。非洲精英大致可划分为政治精英(政客、政党领导人等)、经济精英(企业家、商人等)、社会精英(土王、酋长、社会贤达等)、军事精英(军官、警官等)和知识精英(教师、律师、记者、大学生等)。比较而言,非洲知识精英对民主化的态度最为积极、进取(37),但由于这部分人在各自国家的政治生活中大多处于边缘化的地位,真正在民主开启中发挥作用的当属政治精英。非洲的政治精英一般由那些拥有政治权势的人物构成,他们往往在执政党内或行政机构中担负着重要的职位或拥有较大的影响。在多数非洲国家,政治精英阶层的门槛较高,很多是子承父业,具有一定的世袭性;另则,政治精英特别是少数大权在握的政治精英一般都具有广泛的人脉关系,他们往往通过权益交换与经济精英、社会精英维系着密切的关系;此外,政治精英不仅在本国的社会根基雄厚,人脉关系盘根错节,而且还与国外特别是前宗主国的政治精英维系着良好的关系。正常情况下,非洲国家的政治精英按照“在朝”或“在野”大致可分为当权派和反对派两大派别。非洲的经验显示,各国是否启动以及何时开启政治民主化,一方面取决于政治精英的意愿和作为,而这又与政治精英的政治地位是“在朝”(也被称为“当权派政治精英”或“统治精英”)还是“在野”存在着相当大的关联性;另一方面取决于各派政治精英的力量对比以及基于自身权益考量在战略互动(包含竞争、博弈、协商、妥协等)中所采取的策略和抉择。(38)

  非洲国家的政治精英除了有“在朝”或“在野”的分野之外,按照各自内部对待政治民主化态度的细微差别,在两大派别中还可以进行细分。例如,当权派政治精英还可细分为改革派、保守派或强硬派;反对派政治精英也可细分为激进派、改良派或温和派。20世纪80年代末和90年代初期,活跃在各国政治舞台上的政治精英虽然展露出一些“新面孔”,但更多的还是“老演员”。即便是那些“新面孔”,他们往往也与“老演员”具有相似的文化背景或价值观。政治精英的“世袭政治”或“政治垄断”问题可谓是多数非洲国家由来已久的政治现象。因此,早在非洲民主化初兴之时,就有学者质疑在威权主义氛围中浸润出来的政治精英是否真的能够开启本国的民主化进程?如果没有新生代民主政治精英的涌现,非洲国家的政治民主化能否实现?(39)应当说,这种质疑或忧虑并非杞人忧天。不过,从非洲国家的政治实践来看,不管情愿与否,也无论是主动还是被动,多数非洲国家的民主化进程是在老一代政治精英的主导下启动的。区别只是在于,较之“在朝”的政治精英,“在野”的政治精英基于改变自身政治地位的考虑,他们对待民主化的态度更为积极、主动。

  从实证的角度来看,作为关键“政治行为人”的各派政治势力的头面人物之间的战略互动,尤其是最高当权者的政治抉择在非洲国家民主开启过程中具有举足轻重的作用。贝宁的民主开启便是得益于“在朝”和“在野”两派政治精英的头面人物通过台前幕后的政治博弈或政治交易最终达成政治妥协的结果。其中,作为关键“政治行为人”的克雷库总统和反对派领导人索格洛之间的战略互动,(40)以及在“全国会议”(41)陷入僵局后经济学家多苏教授和科托努主教德苏扎等人的居间斡旋、调解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42)另则,由于民主化对“在朝”政治精英特别是最高当权者本人的既得利益构成严重冲击,非洲各国民主化的阻力也主要来自当权派政治精英,因而,他们对待政治变革的态度、策略和抉择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着本国民主开启的时间和方式。从非洲国家的政治实践来看,下列因素对非洲国家当权者的政治抉择构成了较大的影响。其一是当权者对国内局势的掌控能力。当反对派政治精英形成联合阵线,并与工会组织、宗教团体以及知识界、教育界等力量合流时,当权者一般难以抗拒政治改革。其二是当权者对外部压力的承受能力。当经济危机和社会、政治危机同时并发特别是当政府无力如期足额支付公务员的工资或军饷时,往往会屈从于来自国际出资者的压力。其三是当权者在关键的时间节点的应变能力。当国内时局演化到临界点特别是行将危及其政治安全时,当权者一般会采取顺势而为的政治策略。(43)总之,在国家权威丧失之际,特别是当开放对政治活动的垄断成为其维系政治安全乃至政治生存的唯一途径之时,作为一种应对策略,非洲当权者重塑政治合法性以维系其长期统治的冒险尝试构成了“非洲20世纪90年代走向多党民主制的重要原因。”(44)

  需要指出的是,虽然“过程因素”,特别是作为关键“政治行为人”的政治精英在非洲国家政治变革的关键时间节点的确发挥了关键性的作用,但亦不宜因此而弱化结构因素在非洲各国民主化开启过程中的作用。因为就影响非洲国家民主开启诸多因素的时序而言,首先是基于经济、社会、政治危机等结构因素而生成的“时空环境”所构筑的“政治舞台”,之后才会有形形色色的“政治行为人”特别是“在朝”“在野”两派政治精英的粉墨登场和“即兴表演”,而不是相反。试想,如果没有结构因素搭建的“政治舞台”,政治精英又何以登台演出呢?另则,“政治行为人”的“即兴表演”也受到了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结构因素的制约,因为“政治行为人”不是生活在真空之中,他们的政治意识和价值观念本身也是由结构因素塑造的,后者在各类“政治行为人”的价值取向、战略互动、政治抉择中始终发挥着潜移默化的作用。唯其如是,结构因素和过程因素始终伴随并影响着非洲政治民主化进程,二者不可偏废,只是在民主化的不同阶段,它们各自扮演的角色或发挥的作用不同罢了。这或许也是由结构因素和过程因素各自的特点所决定的,在非洲国家的民主开启阶段,与相对静态的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结构形成反差的是,以“政治行为人”著称的过程因素则拥有了较强的能动性和随机性,尤其是政治精英之间的战略互动更富戏剧性和“现场感”,因而其作用也就更加显性,但随着民主化的深化,结构因素的作用则越来越凸显。

  民主转型(Democratic Transition)系指非洲国家在民主开启后政治体制由威权形态向民主形态转变的过程,同时也是民主制度、程序创设与实践的过程。在非洲民主化进程中,民主转型是一个承上启下的关键环节,转型的成功与否或充分与否直接关系到非洲各国民主化的后续进程和民主政治质量。目前,学术界对民主转型具体的目标模式尚存争议,但这并不妨碍对民主转型的核心要素的认同。依据经典民主化理论,当非洲国家依据民主制度和程序,通过竞争性选举产生了新的国家权力机构,便可被视为完成民主转型,其理想状态或标志性事件是实现政党轮替特别是政权更迭,反映在政治体制上则意味着威权政体的解体和民主政体的创设。非洲国家的经验显示,民主转型是分步骤实施的,其程序大致沿下述序列展开:制定并颁布以相互制衡的政治多元化为导向的新宪法;组织实施多党参与的、竞争性的民主选举;削弱或消除威权政体;建立或强化民主政体等。较之相对静态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结构因素,作为“政治行为人”的过程因素继续在非洲国家民主转型中发挥着更为显性的作用,特别是政治精英通过驾驭“转型过渡期”主导着各自国家的民主转型,各国的宪政设计和民主政治的制度性安排也是在他们的主导和参与下完成的。从转型结果来看,多数非洲国家原有的威权政体并未消除或解体,只是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削弱,即便是那些实现了政权更迭的国家,其新创设的民主政体也依然带有威权成分。由于国情差异,非洲国家民主化在步入民主转型阶段后呈现出明显的分化。(45)

  作为非洲国家民主化进程一个承上启下的环节,民主转型所涉及的内容十分广泛,几乎涵盖政治体系的各个领域和各个层面,诸如国家权力结构、政权组织形式、议会制度、司法制度、政党制度、选举制度,以及中央与地方的关系、国家与公民社会的关系等,其要旨是以多党制为特征的多元化民主政体取代以一党制、军政权为特征的一元化威权政体。由于民主转型会受到诸多因素特别是一些突发性的变量因素的影响,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的动态进程,其“过程性”“随机性”更甚于民主开启,因而也就更凸显了政治精英能动作用的重要性。原因在于,作为结构因素要件的社会经济条件是在短暂的“转型过渡期”内所无法改变的既定条件,在这种情况下,作为关键“政治行为人”的政治精英的政治意愿、战略互动,无论是竞争、博弈,还是协商、妥协,便在相当大程度上决定着非洲国家民主转型的进程、方式和结果。鉴于民主转型涉及未来国家的宪法设计、制度安排并关乎各派政治势力的权益分配,因而,较之民主开启,各派政治精英在“转型过渡期”的博弈更为激烈。由此可见,非洲国家虽然踏上了民主化征程,但各国的民主转型之路并非坦途。

  在民主化浪潮登陆非洲之前,除了毛里求斯、博茨瓦纳等极少数国家之外,多数非洲国家的政治体制系集权政体或极权政体,以及介乎于两者之间的“混合政体”和少数君主制政体。非洲的经验显示,集权政体国家多实行以一党制为特征的政治一元化体制,执政党垄断所有政治权力,执政党的意识形态被尊奉为国家意识形态,党的领袖即国家最高领导人。极权政体在非洲一般是指通过军事政变上台的军人政权,军政权虽然也实行政治一元化,但它对意识形态无兴趣,其与集权政体的区别在于个人以独裁的方式垄断政治权力。“混合政体”则是指军人政权通过“还政于民”方式转化为文官政府,因而它既存续了极权政体的特征,同时又吸纳了集权政体的某些特质。虽然上述政体彼此之间也存在一些差异,但它们均属于威权政体范畴,其共同特征是实行政治一元化,不允许其他政治竞争对手或政治组织分享其权力,甚至不允许政治反对派特别是反对党存在。截至1989年,在非洲51个国家中,一党制国家为27个,军政权国家为12个,如果再加上君主制国家,威权政体国家的数量合计占到4/5强。按照西方民主化理论,非洲国家民主转型所欲达到的主要目标就是消除上述威权政体,代之以民主政体。

  从非洲国家的实践经验来看,从民主开启到民主转型一般要经历一个“转型过渡期”,过渡期时间的长短因国而异,常态下为一年左右的时间。过渡期的主要工作是:制定、颁布新宪法;设计、制定民主政治的配套制度和程序;组织、实施竞争性的立法选举和总统选举等。其中,制定新宪法是重中之重,因为它系国家根本,关乎未来国家民主制度的整体性安排。鉴于民主转型事关各种政治势力或利益集团在未来国家政治体系中的权益分配,加之一些非洲国家盛行“赢者通吃”的政治游戏规则,于是,如何设计特别是由谁来主持设计未来国家的政治制度就变得尤为关键,这也是为什么各派政治势力围绕过渡期领导权展开激烈博弈的缘由所在。在一些非洲国家的宪法设计和制度安排过程中,各派政治精英不仅会因为一些原则性问题发生争执,有时还会为了一些程序性问题甚或是细节问题斤斤计较,反复讨价还价。在民主政治的制度性设计工作告一阶段后,过渡期的另一项重大工作民主选举便提上日程。如同政党政治一样,竞争性选举亦非非洲社会的政治传统,而是从西方移植过来的“舶来品”,加之多数非洲国家从未举行过由多党参与的竞争性选举,因而,在民主选举开始前首先必须对选举政治做出制度性安排。作为民主政治得以运行的程序性保障,选举制度涵盖选举原则、选举程序、选举组织、选举诉讼等诸多内容。事实上,选举政治的制度性安排既是非洲国家政治民主化的重要内容,同时也是民主政治制度性设计工作的有机组成部分,而民主选举则是验证选举制度是否具有可操作性的重要实践活动。由于多数非洲国家是首次举行民主选举,因此意义非同寻常,它不仅是非洲国家达成民主转型的重要途径,而且也事关各国民主转型的结果乃至民主化的后续进程。

  1991年是非洲民主化进程中具有标志性意义的一年。是年,贝宁、赞比亚和佛得角相继举行了各自国家独立以来的首次有多党参与的竞争性选举,在任总统克雷库、卡翁达和佩雷拉的败选标志着上述三国威权政体的解体和民主政体的建立。作为非洲国家民主转型的典型案例,这三个国家不仅比较平稳或有惊无险地度过了过渡期,分别开法语、英语和葡语非洲国家民主转型之先河。尤为重要的是,它们都按照民主的程序通过竞争性选举以和平方式实现了政党轮替和政权转移,几乎满足了西方民主化理论关于“转型范式”的全部要件,“贝宁模式”更是被誉为非洲民主转型的范例。1990年2月“全国会议”后,贝宁进入了为期一年的“转型过渡期”。虽然这一时期国内各派政治势力的博弈仍在继续,但在各种“倒克雷库”势力支持下,以过渡政府总理索格洛为首的“民主派人士”逐步控制了局势并在其主导下迅速成立了“全国制宪委员会”。至此,过渡时期的三大权力机构——代行行政权的“过渡政府”、代行立法权的“共和国最高参议院”以及负责起草新宪法的“全国制宪委员会”均掌控在“民主派人士”手中,这意味贝宁民主转型将在其主导下进行,未来国家的政治制度也将更多的体现它们的意志。这无疑也是贝宁民主转型得以顺利完成的重要因素。根据新宪法,贝宁于1991年2月和3月先后举行立法选举和总统选举,索格洛凭借人心思变的有利形势在选举中击败在任总统克雷库,成为贝宁首任民选总统。(46)贝宁民主转型的方式、路径和结果受到西方国家的赞赏并将之誉为“贝宁模式”加以推广。

  非洲民主转型的开局颇为顺畅,但后续非洲国家的转型进程则未尽然,甚至出现了严重的分化。贝宁、赞比亚和佛得角的民主转型虽然对非洲国家的反对派起到了示范作用并使之受到鼓舞,但同时也刺激并警示了非洲国家的当权者,促使他们从反面汲取经验教训。这也是为什么多数非洲国家的当权者以国情不同为由拒绝仿效“贝宁模式”的缘由所在。为了避免重蹈克雷库大权旁落及卡翁达、佩雷拉“大意失荆州”之覆辙,非洲国家的当权者大多采取了相应的反制措施来应对时局的变化,其目的是掌控、主导本国的“转型过渡期”。当上述目的难以实现时,他们便退而求其次,通过各种变通手段来干扰或迟滞过渡期的工作进展。即便是那些迫于各方压力被迫仿效“贝宁模式”召开“全国会议”的非洲国家,其当权者也不甘心在过渡期大权旁落,尤其是不肯放手对军队的控制权。多哥的埃亚德玛总统和扎伊尔的蒙博托总统便是典型的例证。例如,当多哥反对派效仿贝宁召开“全国会议”、成立过渡政府并试图架空总统时,行伍出身的埃亚德玛展开了绝地反击,致使多哥在过渡期形成了两个权力中心,总统和过渡政府两派政治精英围绕着未来国家民主政治的制度安排特别是权力结构展开了激烈的博弈,多哥的民主转型亦因此陷入僵局。(47)为了掌控政局,埃亚德玛总统默许军方在不到三个月内接连发动三起针对过渡政府的兵变,甚至炮轰过渡政府的总理府。(48)最终,手握军权的埃亚德玛总统有惊无险地熬过了过渡期,并在民主转型后继续掌控着多哥政局。

  “贝宁模式”在法语非洲产生了一定的影响,先后有8个非洲法语国家仿效。这些国家也通过召开“全国会议”方式开启了本国的民主化进程,并且在野的政治精英也试图通过成立过渡政府来掌控“转型过渡期”的领导权以主导民主转型。但此举引起了总统派政治精英的强力反弹,致使一些国家的转型过程受到严重干扰,转型结果也出现严重分化。例如,尼日尔、马里、刚果(布)和马达加斯加的选举虽然使得最高当权者换成了“新面孔”,但这些在民主转型中走上政治前台的“新面孔”依旧是“老政客”;加蓬、多哥则是“新瓶装旧酒”,深谙政治之道的邦戈、埃亚德玛在选举中胜出,继续执掌各自国家的政局;乍得的民主转型被延误,代比总统在迟至1996年举行首次民主选举中保住了权位;扎伊尔的民主转型则因蒙博托不肯放权及政治派系纷争不断被再三推迟,后因内战而被迫中断,直到1997年蒙博托政权被推翻,多党民主选举仍遥遥无期。上述8个非洲法语国家虽然不足以反映非洲国家民主转型的全貌,但透过它则可以窥知非洲国家民主转型之一斑。就整个大陆范围而言,许多非洲国家的民主转型可谓经历坎坷甚至历尽磨难,有些国家的民主转型一波三折、几经反复;有些国家政治精英之间的博弈达到了惨烈的程度;还有一些国家在过渡期爆发武装冲突甚或内战。据不完全统计,在民主转型过程中,非洲有40多个国家出现严重的政局动荡或社会骚乱,30多个国家发生暴力事件或武装冲突,近20个国家发生内战或军事政变,足见非洲民主转型的复杂性、艰巨性和曲折性。(49)

  关于这一点,在非洲民主化各个阶段的时间跨度上也得到相应的反映。由于民主转型受到诸多变量因素的影响,其进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因此,较之民主开启在时间上的相对集中,非洲国家民主转型的时间跨度则很长,几乎贯穿于20世纪最后10年,个别国家甚至跨越到21世纪初。虽然多数非洲国家在20世纪90年代上半叶便步入了转型过渡期,但许多国家迟至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甚至更晚的时间方完成民主转型,其中包括一些在非洲有影响的国家。例如,当时非洲最大经济体南非在1994年终结种族隔离制度的同时实现民主转型;东非的埃塞俄比亚和坦桑尼亚都是于1995年举行独立后的首次多党选举;开本轮非洲民主化先河的北非大国阿尔及利亚的民主转型因军方的干预而中断,直到1997年和1999年才先后举行立法选举和总统选举;西非人口和经济大国尼日利亚于1989年开放,但其民主化进程被军事政变中断,迟至1999年方通过民主选举“还政于民”;中部非洲大国刚果(金)的民主化更是一波三折,1990年开启民主化后,转型之路困难重重,一度还出现两个政府,政治纷争多次使国家陷入战乱,直到2006年方得以重启民主化进程。凡此种种,不一而足。

  民主转型系指一国的政治体制由威权政体向民主政体转化的过程,据此,威权政体的解体和民主政体的创设应成为非洲国家实现民主转型的重要标志,这也是西方民主化理论所设定的“转型范式”之一。然而,非洲的经验表明,威权政体未必在转型中解体、崩溃或消失,转型后的政治体制也未必是经典意义上的民主政体。虽然非洲国家民主转型的方式或路径不尽相同,但反映在转型后的政治体制上却又可谓是殊途同归。从实际结果来看,多数非洲国家的威权政体只是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削弱,并未真正解体或消失。非洲国家转型后的政治体制既非完全民主、亦非完全威权,而是介于民主与威权之间的“混合政体”(Hybrid Regime)。由于这种处于“灰色区域”的民主政体与“转型范式”严重不符,因而也有学者将之视为民主转型的“怪胎”。应当说这种“混合政体”并非是由非洲政治精英有意设计出来的,导致非洲国家转型失范的原因可以列举许多,但归根结底还是受到了既定的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等结构因素的影响或制约。作为民主政治生成特别是民主制度运转不可或缺的支撑条件,如果说在民主开启阶段,结构因素还更多的是作为一种“压迫性”因素营造了非洲国家政治变革的氛围的话,那么到了民主转型阶段,它对非洲各国民主制度特别是政体形态的作用和影响则不断增大,只是它依旧是作为一种逆向的隐性制约因素在其间发挥作用而已。

  由于民主转型的“过程性”或“随机性”特点,较之社会经济等结构性条件,“政治行为人”继续在非洲国家转型过渡期发挥着更为显性的作用。非洲国家民主转型推进速度快慢不一,转型方式和结果也不尽相同,这在相当大程度上取决于各国“政治行为人”的力量对比及其战略互动(包含冲突、竞争、博弈、协商、妥协等)的方式。非洲国家“政治行为人”的成分广泛而复杂,涵盖精英、政党、军队、青年、工会、教会、商会、非政府组织、族群、传统首领、社区组织、城市居民、农民、牧民等,几乎每一类“政治行为人”在民主化中都发挥着独特的作用。(50)其中活跃在城市的相关“政治行为人”特别是工会、教会、学生会等构成了非洲国家公民社会的主体,它们也是推进非洲民主化的中坚力量。非洲国家民主转型实际上就是各类“政治行为人”基于各自的力量、地位进行战略互动的过程。其中,政治精英在转型过程中的作用尤为重要,非洲各国民主转型的方式和结果也往往受到政治精英战略互动方式的影响。如上所述,非洲各国的政治精英包括当权派政治精英中的强硬派和改革派,以及反对派政治精英中的温和派和激进派,民主转型的阻力主要来自各国的当权派政治精英中的强硬派特别是最高当权者。这些久居朝堂、大权在握的政治精英大多十分恋权,轻易不肯交出手中的权力,因而,他们在转型过程中的政治策略、政治抉择会在相当大程度上影响到本国民主转型的方式或类型。

  关于民主转型的方式或类型,不同的学者有不同的划分标准。借鉴民主化理论的合理成分并结合非洲国家的政治实践,按照政治精英、社会大众特别是当权派和反对派政治精英各自在转型中所扮演的角色以及它们彼此之间战略互动的方式和特点所产生的结果,非洲国家民主转型的方式或路径大致可划分为以下几个大类:第一种类型是改革,即由当权派主导,吸收反对派参与,以渐进的方式实行自上而下的政治改革;(51)第二种类型是协商,即迫于国内抗议运动的压力,当权派与反对派通过战略互动达成妥协并按照双方协议实现政治改革;(52)第三种类型是变革,即反对派通过政治动员,以自下而上的和平方式主导实行政治变革;(53)第四种类型是强加,即在当权派抗拒政治民主化的情况下,反对派以武力方式击败当权者促成政治变革;(54)第五种类型是干预,即在各派政治势力围绕权力角逐陷入僵局或为阻止某一政治势力执掌国家权力,由军人出面收拾残局并主导政治变革。(55)

  从非洲国家民主转型的实际过程来看,虽然每一种类型都有一定数量的国家相对应,不过比较而言,通过“协商”特别是“改革”方式或路径实行民主转型的国家居多。这也部分地诠释了非洲国家转型后的政治体制为何多系介乎于民主与威权之间的“混合政体”,以及“长期执政”或“老人政治”现象何以在民主化后依然得以存续的缘由所在。需要指出的是,在上述五种转型方式或类型之间还存在着一些“混合方式或类型”,如马里的转型方式既有“强加”的成分,也有“协商”的成分。实际上,许多非洲国家是以“混合方式或类型”实现民主转型的。另则,即便在同一转型方式或类型的国家中彼此之间也存在差异,如加纳的转型方式与肯尼亚、坦桑尼亚就不尽相同。由于非洲各国的国情不同,加之民主转型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动态过程,其间会受到诸多变量因素的影响,因此,几乎每个非洲国家的转型方式或路径都是独一无二的。事实上,民主转型的特点就在于其不确定性和不可复制性。

  非洲国家的民主转型方式或路径不同,其结果也不尽相同。一般而言,通过“改革”方式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当权派依然可以立于朝堂之上;通过“协商”方式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当权派继续执政概率在半数左右;而通过“变革”或“强加”方式实现民主转型的国家,则大多会发生政党轮替和政权更迭。虽然非洲国家转型后的政治体制总体上是与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不过,按照民主化理论所设定的“转型范式”来衡量,多数非洲国家的民主转型并不充分。以政治体制为例,截至1995年,仅有12个非洲国家通过民主选举实现了政党轮替或政权更迭,(56)这意味着多数非洲国家原有的威权政体并未彻底解体或消失,而只是受到了程度不同的削弱或改良。另则,即便是发生政权更迭的国家,那些登上国家最高权位的“新面孔”也多为“老政客”。由于转型不充分,多数非洲国家的政治体制系介于民主与威权之间的“混合政体”,也有学者将这些处于“灰色区域”的政体称之为“两不像政体”。根据相关国际民主质量测评机构的评估,非洲“混合政体”国家达到40多个,占到非洲转型国家总数的4/5以上。

  需要指出的是,非洲国家转型前后的“混合政体”的内涵是截然不同的。转型后的“混合政体”不再是集权政体与极权政体的混合体,而系民主政体与威权政体的混合体。(57)至于在这种“混合政体”中,民主成分或威权成分何者居多,在不同的非洲国家也存在着较大差异。不过,即便是在威权成分较高的国家也维系着最低限度的政治开放性、政治多元化和政治竞争性,诸如三权分立、代议制、多党制、选举制等西式民主政治的基本要素。至于这些民主制度是否能真正发挥作用以及发挥作用的程度,特别是多党选举是否能做到自由、公正则另当别论。为了区隔经典意义上的民主政体,也有学者将“混合政体”形象地描述为“竞争性威权主义”(Competitive Authoritarianism)政体或“选举型威权主义”(Electoral Authoritarianism)政体。鉴于这种以“混合政体”著称的“两不像政体”与西方民主化理论所设定的“转型范式”严重不符,也有学者倾向于将这类非洲国家的政治变革称之为“政治转型”而非“民主转型”。不过,这种观点是值得商榷的,甚至对非洲国家来说也有失公允。因为“世界上没有任何一个国家达到完全民主,甚至是那些所谓的发达国家,它们也没有达到完全民主”。转型后非洲国家的政治体制毕竟不同于以往,其中最重要的一点就在于它已经“具有了民主的基本要素”。(58)

  虽然非洲国家的民主转型可以用喜忧参半加以概述,但站在非洲政治发展历史延续性的视角,民主转型带给非洲国家的政治体系、政治生态和政治生活所带来的变化则是积极和相当明显的。截至20世纪90年代末,在非洲53个国家中,除了摩洛哥、斯威士兰仍实行君主制,索马里、布隆迪、利比亚、刚果(金)陷于战乱或被军人统治,乌干达实行无党制及厄立特里亚抵制民主化之外,45个国家依据政治多元化原则、按照竞争性的民主程序通过立法选举和总统选举建立了相互制衡的国家权力机关,使得民主政体国家占到非洲国家总数的4/5以上(59),这在非洲国家政治发展史上是绝无仅有的,它极大地改变了非洲的政治生态环境。

  以民主政体取代威权政体是西方民主化理论所预设的“转型范式”,但非洲国家的政治实践则宣告了这一“转型范式”的失灵或终结,因为多数非洲国家原有的威权政体只是受到了程度不同削弱或改良,而并未彻底解体或消失。非洲国家的民主转型过程虽因受到诸多变量因素的影响而充满不确定性,但颇为耐人寻味的是,与那些专注于民主化理论研究的学者不同,从事“地区研究”的学者对非洲国家的转型结果并不感到惊讶,甚至认为是预料之中的事。究其因,除了用以支撑民主政治生成的社会经济文化等结构性条件不充分之外,原因还在于,非洲国家的政坛基本上仍然被老一代政治精英所把持或垄断,而在推进民主化方面最具进取心的知识精英则多被排除在有效的政治参与之外。非洲民主转型的国别案例显示,虽然民主转型已经完成,但如果以经典民主化理论来衡量,多数非洲国家民主政治的内涵却或多或少地发生了变异。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在于,非洲的政治精英无论“在朝”还是“在野”均未更新换代。换言之,非洲国家的民主转型是在原有的、具有相同渊源的老一代政治精英的主导下实现的。而“在旧的非民主政治制度中占主导地位的第三世界精英中,很少有人线)由于“没有人事变动,也没有观念变化”,因而,许多非洲国家的民主转型不过是装潢门面而已,其结果,或是“换汤不换药”,或是“新瓶装旧酒”。(61)这种观点虽然有失偏颇,甚至有些言过其实,但也并非空穴来风。

  实际上,早在非洲民主化初兴之时,就有学者注意到了非洲政治精英的“世袭政治”或“政治垄断”问题对各国民主化的影响,并提出“如果没有新的民主政治精英的涌现,非洲民主化能否实现”的疑问。换言之,那些在非洲政治大染缸中浸润已久的、思想僵化的老一代政治精英是否真的有意愿和能力担负起实现政治民主化的重任?(62)应当说,这种疑虑或担忧并非杞人忧天。非洲国家的转型结果已经给出了答案:“没有发生政权更迭的民主转型”,抑或是“实现了政权更迭却未发生政治精英代际轮替的民主转型”,是由活跃在非洲国家政治舞台上的政治精英依旧是“老面孔”造成的,或者即便换成了“新面孔”,但依旧是“老演员”造成的。那些“在朝”的政治精英原本就缺乏变革的意愿和动力,因为“政治变革对他们自己没有任何好处”;而对于那些“在野”政治精英来说,他们对政治变革的激情或动力或许只是为了使自己转换到“在朝”的位置。(63)这种狭隘的“政治抱负”或许与在野政治精英的“出身”有关,他们有些是被政府驱逐出境的不同政见者,有些是统治集团或执政党内部的失势者或失意人,有些曾经是威权政权庇护关系的受益人,是特定时空环境将他们汇聚在一起。问题的严重性还在于,由于非洲政治游戏规则的腐蚀性以及传统政治文化的惯性,使得非洲国家的政治精英无论是在代际上还是观念上都缺乏自我更新换代的能力。(64)

  毋庸讳言,由于民主生成的结构性条件不充分,加之非洲政治精英的局限性,使得非洲国家转型后的政治体制尚未达到经典意义上西式民主的标准。它们或是缺失了民主政治中某些应有的要素,或是未能达到某些西式民主要素应有的程度,或是使某些民主要素发生了程度不同的变异。这也是为什么西方学者在称谓转型后非洲国家的政治体制时往往要“民主”之前加上一个“前缀”,冠之以“有瑕疵”民主政体、“混合”民主政体或“威权”民主政体等的缘由所在。美国学者科利尔(David Collier)和列维茨基(Steven Levitsky)将这些“非真正意义上的民主”或“民主的亚类型”称之为“带有修辞的民主”(Democracy with Adjectives)。(65)非洲国家民主转型的失范,一方面凸显了其政治民主化并非是政治发展的自然过程,它表明如果民主生成的先天条件不足,单靠政治精英的后天设计也是无济于事的,“张冠李戴”很可能导致“南橘北枳”的结果;另一方面这种“混合政体”又是与非洲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相适应的,这也从正反两个方面印证了结构因素对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制约作用是始终存在的。“非洲国家可以实行民主政治,但不能超越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因为任何脱离了经济发展的政治发展都不可能成为真正的发展,没有坚实的经济基础,政治发展无疑形同于沙基建楼。从这个意义上说,非洲国家民主政治的发展程度最终还将取决于其社会经济的实际发展水平。”(66)

  综上所述,由于受到社会经济文化等结构性条件的制约,加之政治精英本身的局限性,大多数非洲国家的民主转型并不充分,见诸政权组织形式多系“混合政体”。这种介于民主与威权之间的“两不像政体”并非是西方民主化理论所预设的理想形态,而只是民主政体的“过渡形态”。但是,站在历史延续性的视角来进行纵向比较就会发现,尽管非洲国家民主转型的结果不尽如人意,甚至存在这样或那样的缺憾,但是,它给非洲国家政治体系带来的变化是显而易见的。关于这一点,仅从民主化前后非洲国家的政权组织形式(即政体)的变化中便可略见一斑。在民主开启前的1989年,一党制、军政权和君主制等威权政体国家占到非洲国家总数的4/5强,到了1999年底,具有“非洲特色”的民主政体国家的数量占到4/5以上。截至2019年底,在非洲54个国家中,除斯威士兰和厄立特里亚之外,其余国家全部实现了民主转型。由此可见,民主转型给非洲国家带来的变化可以用广泛而深刻加以概述,它不仅使民主政体成为非洲大陆的主流政体,进一步强化了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民主化指向;而且就洲际范围而言,也使非洲摆脱了全球威权政体聚集地之名,转而成为“民主政体”国家数量最多的“新大陆”。也正是得益于如此众多的非洲国家实现了民主转型,方得以将“第三波”国际民主化运动推向高潮,使之成为席卷全球的民主化运动。

  按照西方民主化理论,当非洲国家实现民主转型之后便应跨入了民主巩固(Democratic Consolidation)的门槛。非洲国家的经验表明,民主化并非是一个单向的、不可逆转的进程,即便在民主转型之后也依然存在不确定性,民主化也会因受到各种因素的干扰而发生停滞或倒退。由于非洲国家民主政治的生成条件先天不足,因此,如何巩固和完善在转型后建立的民主制度,进而提升民主质量就成为非洲国家政治发展的当务之急。民主化是一项系统工程,民主政治越向纵深推进,面临的问题或困难就越复杂、越艰巨,这或许也是民主巩固概念迄今为止仍尚无定论的缘由所在。西方民主化理论对民主巩固有多种衡量标准,鉴于民主巩固是一个不断深化的持续过程,同时基于提升民主质量的目的论考量,亦可按照民主巩固的阶段性目标任务的特征,由低级到高级将民主巩固描述为五种不同的进程或阶段:其一是防止民主化进程的中断,其二是阻止民主政体遭受侵蚀,其三是从选举民主转向自由民主,其四是由自由民主迈向发达民主,其五是从程序性的民主转变为组织化的民主。(67)非洲各国所处的民主巩固阶段不尽相同,由于民主化并非是非洲政治发展的自然过程,加之民主转型不充分,多数非洲国家的民主巩固进程尚处于前两个阶段;极少数国家处于第三个阶段;至于从自由民主迈向发达民主还有很长路要走,从民主政治升华到民主社会则更为漫长。那么,非洲国家民主巩固的阶段性目标任务是什么,现阶段还面临哪些困难和问题,其缘由何在?

  由于非洲国家民主转型在时间、方式、路径和结果等方面的差异,使得各国民主巩固所面临的阶段性目标任务也不尽相同。这种差异在非洲国家的民主质量上亦有所反映,既有像贝宁、加纳等被赞誉为“非洲民主典范”的国家,也有像刚果(金)、苏丹等被贬斥为民主失范或民主回潮的国家。更多的非洲国家则是介于上述两类国家之间,这些国家在民主巩固进程中多处于“选举民主”(Electoral Democracy)阶段,在政体类型上多系“混合政体”。而“选举民主”和“混合政体”均属于“部分民主”,其特点是缺乏稳定性,如果不加以维护,很容易滑向威权主义,因此西方民主化理论将这类国家视为尚未实现民主巩固。(68)鉴于“选举民主”或“混合政体”国家在非洲占到约4/5,因而多数非洲国家民主巩固的进程、路径、内涵和目标又具有类同性,其要旨是防止民主化进程中断、稳固转型后确立的民主制度。虽然防止民主回潮和稳固民主体制只是民主巩固的最低标准,但是鉴于非洲国家的现实,即便要跨越这两道难度不高的门槛亦非易事。原因还在于,“混合政体”是与多数非洲国家社会经济发展水平基本相适应的,因而这种政治体制或许将存续相当长的时间,这也意味着非洲国家的民主巩固不可能一蹴而就,或将是一个循序渐进、不断深化的持续过程。

  民主巩固系指在民主制度和秩序的基本要素确立后,为完善民主制度,进而提升民主政治的质量所进行的努力,目的是使民主实践成为政治文化的一部分。(69)如果说民主巩固意味着民主制度和程序成为政治精英和社会大众共同遵守的行为准则并且切实得到有效的贯彻的线)那么,亦可将民主制度的深化和民主价值的内化列为非洲国家巩固民主的任务或目标。鉴于民主化的内生条件不足,加之民主转型不充分,非洲国家需要做好民主制度建设和民主文化培育这两方面的工作。这两项工作相辅相成,其理想的状态是二者协同并进,但联系到非洲国家的现实,则又另当别论。民主政治文化培育在非洲国家民主巩固中的作用是不言而喻的,“除非政治文化能够支持民主系统,否则,这种系统获得成功的机会将是渺茫的。”(71)原因还在于,非洲国家的民主政体大多脱胎于威权政治体系,作为该体系的文化、心理基础的政治意识或政治观念难以在短时间内得以消除,因此,只有当非洲社会各阶层在观念上对民主政治的游戏规则特别是价值观念达成普遍的共识,非洲国家的民主制度方能得到巩固。然而,在经济发展落后、农村人口占多数、公民社会欠发达的非洲国家,民主政治文化的培育绝非朝夕之功,它需要经济发展、社会转型、文化变迁,以及城市化、教育普及等诸多结构性条件的支撑和配合。唯其如是,民主巩固对非洲国家来说,不宜教条、空洞地奢谈民主质量,而首先应务实地稳固、完善转型后的民主政体,以确保其不再回归威权政体。虽然维系民主政体本身并不等同于民主巩固,但它是防止民主化进程中断所必须跨越的门槛,因而亦可将之视为非洲国家民主巩固的短期目标。

  非洲国家的民主巩固因受到转型经历和结果的影响而在具体操作层面呈现出多样化,几乎每个国家的民主巩固均有其自身的节奏、方式。但由于民主生成先天条件不足这一共性,非洲各国在民主巩固的路径、步骤或次序方面又有着明显的趋同性,相关举措亦大同小异,反映在目标任务次序上是民主制度建设在先,民主文化培育居后。客观地讲,非洲政治精英对民主巩固的目标任务、先后次序、实现方式或路径有着比较清晰的认识。诚如尼日利亚“民主之父”奥巴桑乔所言,“民主是一个过程,非洲的大多数国家都正处于这个过程中,它们面临的挑战是如何推进民主化。这里我指的是民主价值观和实践的程序化和深化,也指民主机构的加强。”(72)实际上,基于先易后难及可行性考虑,多数非洲国家在民主巩固方面的工作首先并且主要是围绕着完善民主制度建设而展开的,诸如加强权力制衡机制、完善选举制度和程序、强化民主实践活动等,其中如期举行竞争性选举成为民主巩固的重要方式。尽管非洲国家的民主巩固不能仅凭选举周期的届数或政权更迭的频率来判定,而取决于选举活动的公正性以及蕴涵于其中的民主价值含量。但鉴于选举活动本身是民主政治中的重要一环,同时也是现阶段非洲国家政权合法性的重要来源,因而它无疑有助于维系非洲国家民主制度的存续和运转,而且对于多数非洲国家的普通民众来说,选举活动是难得的,甚至是唯一的民主实践活动。

  关于选举活动与民主巩固之间的关系,学界尚无定论,甚至还存在争议。一方面,单单依靠定期选举还不足以使非洲国家的民主政治真正得到巩固,因为如果民主制度和程序受到破坏,选举就失去了公平性,民主也就流于形式。毕竟较之民主的形式,民主的质量更为重要。这也是许多非洲国家的选举活动饱受诟病,以及将“选举民主”贬斥为“形式民主”的缘由所在。但另一方面,竞争性的定期选举又是区分民主体制和威权政体的重要指标,也正是由于定期选举活动的存。